汪曾祺去世将近二十周年，而其作品的生命力历久弥新，几乎每年都有各种作品集不断出版重印。

　　汪曾祺是非常有趣的作家，有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尤擅捕捉细节，平常的一草一木、一鸟一虫、一茶一饭、一人一事，因他而变得生动有趣。“生活，是很好玩的”是他生前的一句口头禅，道出了他的人生态度。检阅汪曾祺的作品，极难见到他表现出愤懑的情绪。譬如《跑警报》，写的是汪曾祺当年在西南联大求学期间躲避日本飞机轰炸的情景。他没有用漫画式的夸张手法来描写日寇的丑恶行径，而用一种轻松风趣的笔调叙述当时西南联大师生貌似从容其实紧张甚至有点狼狈的神态，表达了他对日寇的一种蔑视。再如《金岳霖先生》，他以一个“趣”字为线索，通过描写金岳霖有趣的外表、有趣的穿着、有趣的学问、有趣的讲课、有趣的入世的方式、有趣的爱人的方式等展现一个哲学家的全貌。一代才女林徽因英年早逝，自然令人扼腕痛惜。林徽因谢世多年后，金岳霖有一天突然邀请一些至交好友到北京饭店聚餐，开席前才宣布：“今天是徽因的生日。”真是意在言外，情含文中。又如《花》，这是一组耐人寻味的精短散文。他借花儿讲世事变迁，谈人世沧桑：《杜鹃花》并不写花，而是借杜鹃花写同济大学的学生董林肯和徐守廉，是怀人之作；《绣球》是怀念他的小姑妈；《木香花》是怀念他的朋友朱德熙。花开花落无不拨动他的情丝。他惜花时的情殇本身，即是对生命情怀的感叹，最终往往都归于自适、旷达和乐观。

　　汪曾祺在家乡高邮度过童年，上了小学、初中，然后到江阴读高中，十九岁考上西南联大，在昆明生活七年，继而辗转各地，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定居北京。他一生备受挫折，但是“随遇而安”，曾经辗转全国各地……但他只是那些地方的匆匆过客，虽然那些地方的山水人情也曾流入他的世界，但毕竟只是过眼烟云，而家乡高邮的风土人情不仅影响了他的为人，也影响了他文风。在昆明“带着雨珠的缅桂花使我的心软软的，不是怀人，不是思乡”（《昆明的雨》）；在新疆斑鸠触动了他的乡愁，“我小时候常常在将雨或将晴的天气里，谛听着斑鸠，心里又快乐又忧愁，凄凄凉凉，凄凉得那么甜美”（《天山行色》）。

　　汪曾祺长期生活在异乡，直到1981年，方才“衣锦还乡”。四十二年的漂泊，四十二年的积淀，他终于泉涌似的创作了许多有关高邮风土人情的作品。此后，他曾回乡两次。故乡的人事，尤其少年生活记忆又被激活，他将故乡人、故乡水看作一种道德操守，人性品格与世俗世界对立起来，在世俗世界的功利和伪诈的喧嚣中，昭示着摆脱人生之累，得到人性升华的淡泊和率真。譬如《我的家乡》，那船夫撑船之声，那黄昏湖畔女人唤儿归，无疑是天籁。这种清音并非如真正的音乐般美妙可爱，但对追求情归自然山水，渴望返璞归真的人来说，这种清音却是与丝竹之声构成了截然不同的审美感受，它体现着自然的本真，代表着朴素的纯洁，显示着雕琢的可爱，蕴含着无矫饰的真情。再如《吴大和尚和七拳半》，从吃晚茶吃烧饼说起，提到做烧饼的七拳半，旋即提到四十多年前的吴大和尚，接着又详细介绍“跳面”和两种烧饼做法，然后又说起吴家的格局、家庭状况和吴大和尚的隐私，最后，他又返回来写了七拳半。乍读此文给人的感觉是他行文毫无章法，冬瓜田拉到西瓜地，把吴大和尚和七拳半放在一起似乎也无多少道理可言，如同侃大山拉家常，信马由缰。写跳面和烧饼似乎用了过多的笔墨，更是详而无当，不拘常格，令人一时难以接受。其实，这正是他所说的“随便”，即我们所言的结构上的“疏放”特征。又如《夏天的昆虫》分别介绍了蝈蝈、蝉、蜻蜓、刀螂四种昆虫，都是他童年记忆。阅读这些文字，就像聆听一位慈眉善目、见多识广的老者闲话昆虫，饶有趣味。他向读者介绍了四种昆虫习性和孩童捕捉昆虫的情形，有的主要写虫的叫声、饲养；有的主要写虫的形状、捕法等，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昆虫的喜爱和对童年生活的眷恋。

　　汪曾祺作品有其独特的味道，可谓弥漫于寻常生活之中却又是常人不容易察觉的气韵与氛围，诚如马识途所言：“他是追求王维的‘境界’，他似知堂的脱离烟火气，他的幽默和趣味颇师承沈从文，但他是入世的，关注世道的，他从未逃避生活。他同情那些苦人，从他们的受苦中提炼出人性美来，给人看到希望和美好未来。”孙郁亦云：“他写文章，心是静的，世俗的烟雨过滤掉了，进入的是恬淡而不失伤感的世界，在清风白水之间，独步于高妙之所。比废名多了温润，比沈从文多了俏皮，似乎有张岱的散淡，亦如徐文长的放达……”（周游）